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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脱贫攻坚”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及最多的一个热词。

九部门负责人应询脱贫攻坚工作 贫困地区观念转变是重要问题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

继8月29日听取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作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后,8月30日更是全天聚焦“脱贫攻坚”——上午分组审议报告,下午专题询问脱贫攻坚工作。

8月3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并专题询问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

吉炳轩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

尤其是在专题询问中,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多位部长前来应询。问者一针见血,有理有据;答者坦诚直言,严肃认真。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29日下午,本次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30日上午分组审议了这个报告,下午的联组会议继续审议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围绕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都说了些什么?专题询问的焦点问题有哪些?

财政部部长肖捷、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民政部部长黄树贤等9个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

专题询问中,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光国就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哪些最难解决、怎样才能有效解决;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庚茂就在贫困地区培育主导产业、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壮大集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就如何以金融精准扶贫为突破口,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体制机制问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德印就在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办学质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仕民就国家如何让贫困地区农牧民在生态保护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常委会委员唐世礼就政府将采取哪些办法推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贫困群众看病就医各项优惠政策的有效衔接等问题提出询问。常委会委员王明雯,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也提出了询问。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会上,汪洋表示,我国脱贫攻坚力度空前、成效显着,但也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即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

提问的常委会委员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大多参加了常委会会议前的脱贫攻坚工作前期调研,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性针对性。

“在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中,哪些是最难解决的?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以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在专题询问中,陈光国委员首先发问。

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汪洋说,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体系、动员能力和干部队伍。“若要承诺在3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那是吹牛。”他说,“但我们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努力在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上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

汪洋在回答有关询问时表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脱贫攻坚取得显着成效。但工作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既有物质贫穷方面的,也有精神匮乏方面的;既有我们工作方面的,也有部分困难群众内生动力方面的。有效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最根本的是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体系、动员能力和干部队伍。下一步将强化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方略,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帮扶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攻坚力度。注重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因地制宜、因户因人施策,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现行标准和时限,更加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对这个问题,汪洋回答,什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各地千差万别、情况不一,见仁见智。“但就全国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其中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

汪洋指出,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实现解决现行标准下的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就是消除我们过去说的绝对贫困。“我们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降低标准、急于求成。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这是我们党已经向国内外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部长肖捷、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民政部部长黄树贤等也先后回答了相关询问。

汪洋指出,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解决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最根本、最重要的举措仍然是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体系、动员能力和干部队伍。“过去我们就是依靠政治和制度优势才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扶贫业绩,现在这仍然是我们解决当前面临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法宝。”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关注“扶贫攻坚”工作。

询问回答结束后,吉炳轩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委员们审议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按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反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要加强跟踪监督,形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目标。

“然而要承诺在未来的3年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拍胸脯、打包票,那是吹牛。”汪洋坦言,落后的观念、习俗许多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必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努力在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上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方面各地都有一些积极的探索。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总的还是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

2013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曾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刘政奎委员也指出,对于精神层面的“贫根”,就是要帮助贫困地区百姓消除所受到的社会歧视和工作压力,重塑自信,摆脱“人穷志短”的困境。

当时,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扶贫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和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回答询问。

欧阳淞委员则建议“扶贫先扶智”,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于贫困地区婚姻、教育等观念的改造,让贫困地区的群众改变陈旧观念,既在物质上富起来,也在精神上富起来。

此外,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围绕“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就农村扶贫开发展开调研。2017年4月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分10个调研组,先后赴安徽、河南、重庆、甘肃等地调研。

“把握‘精准’要义,切实防止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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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富在报告中坦言,脱贫攻坚形式主义问题凸显,有的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发展产业,有的集中资源“垒大户”“堆盆景”,有的政绩观错位,层层加码患了“急躁症”,有的督促检查满天飞,基层苦不堪言。

产业扶贫

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引发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强烈共鸣。

计划各村培养两三个产业扶贫带头人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委员指出,有些地方建设美丽乡村挤压脱贫攻坚工作,出现墙外美丽墙内破烂的现象。有些地方热衷于建设旅游项目,以旅游项目代替其他扶贫项目,影响发展产业项目。

会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庚茂问,“在贫困地区培育主导产业,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壮大集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蔡昉委员认为,形式主义问题凸显,这一条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形式主义诱发出来的。到2020年还有3年多的时间,能够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深刻剖析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防止问题的演化。国务院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就要未雨绸缪,从制度上和推进精准扶贫的措施上解决好,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透露,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每个村能培养两三个产业扶贫带头人,“同时指导地方把出去打工、在外做生意、学了点本事、攒了点资金的人动员、吸引回来,回到村里做致富带头人”。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欧阳淞委员强调,要牢牢把握“精准”的要义,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脱贫攻坚贵在精准,要根据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做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切实防止形式主义。

刘永富说,我们常讲的产业扶贫,是指到贫困地区投资、搞产业,贫困人口实际很难参与进来。“比方说我国4A级以上景区,2/3以上是在贫困地区。聪明人能说会道,环境干净卫生,游客都愿意去。贫困家庭卫生差一些,又不会说,游客也不愿意去。5A级景区周边都是贫困村,贫困户参与不到旅游开发里”。

他进一步指出,脱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是做表面文章,通过各种手段从数字上增加群众的所谓“收入”,通过拍脑袋来决定扶贫的具体政策措施,有的甚至认为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填表,做一些华而不实的表面工作。这些现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必须坚决克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让脱贫成果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刘永富说,我们现在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景区要带动贫困村,能人要带动贫困户,把穷人都组织起来,让他们参与进去。

“给他们造血的能力,‘带着泥土移栽’帮扶”

教育扶贫

“到2020年,贫困人口按期脱贫,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脱贫是否可持续,是否牢靠,是否稳定。如果光靠国家的补助扶持来实现脱贫,我认为是不牢靠的,是不可持续的,随时都有返贫的可能。”陈光国委员表示。

贫困、民族地区多录取超38万名考生

刘永富在报告中也提到,建档立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5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医疗支出负担重,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会上,全国人大民委会副主任委员杜德印问,“在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对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车光铁委员对此深有同感:“就目前农村基层贫困现状来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是一大难题,并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村健康医疗保障能力还存在明显短板。”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在完善医保制度、稳定资金来源、提高统筹层次、保障制度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有效推进精准健康扶贫工作进程。

对此,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回答,对农村、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实施了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程,“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明后年就能实现全覆盖”。

“在农村,重大疾病、慢性病、地方病是致贫和返贫的主要原因。对落实农村贫困人口的大病、慢性病、地方病医疗救助的政策有何考虑?”专题询问中,唐世礼委员就此提出询问。

陈宝生说,现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9.8%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则为93.4%以上,“二者之间的差距,主要为初中阶段辍学的比例”。

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回答表示,已经组织全国963家三级医院全面对口帮扶832个贫困县1180家县医院,全面开通了远程医疗系统,选派医生团队进行蹲点帮扶。去年一年将近1万名三级医院的医生在这些贫困县医院蹲点帮扶。

至于辍学原因,陈宝生表示,有些是因为远和贫困,还有一些是不愿意学。“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60%的学生不想上学,所以观念转变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次帮扶的特点是不仅要治病,而且要给他们输血,要给他们造血的能力,把县里面治不了的5至10种病作为重点专科来建设,连人带技术带培训带制度带标准,‘带着泥土移栽’到受援的医院去。”李斌强调。

陈宝生说,组织部属高校和地方所属重点高校,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帮扶,每年增加安排招生协作计划。“几年来,从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多录取了超38万名考生。假如按一所大学一年新录取2000名学生计算,相当于在西部建了100多所大学”。

(光明日报北

健康扶贫

探索对因病致贫家庭重病者开展救助

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透露,目前我国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约有553万户734万人。如何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回应委员询问时说,现在正在探索对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展开救助。“对他们遇到的其他方面困难,拟采取临时救助的方法,如‘救急难’等措施来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黄树贤说,在对象范围上,进一步研究完善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的认定标准,把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者和重病患者,以及农村建档立卡当中的贫困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据悉,目前包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贫困人口在内的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的救助比例可达到70%。在政府开展各种救助后,有些人仍有困难,如重特大疾病费用高,自己难以解决。

对此,黄树贤说,可发动慈善力量参与医疗救助,也可鼓励社会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参与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工作。